在北京市延庆县，每天天还没亮，东桑园村桑元农家饭一号院的“掌柜”陈春民就起床收拾庭院，忙着给游客们做早饭。因为天气渐冷，平日里来住的游客已不多，但陈春民还是坚持着这个习惯。从往日赋闲在家到如今挑起一个民俗大院，陈春民和村里的许多妇女们都在此间发现了改变她们生活的另一个可能性。
在山东日照市王家皂村，渔民王庆东的工作阵地已经彻底从海上转向了陆地，通过发展“渔家乐”，他每年都从中获得不少于4万元收益。他依然靠海而生，但从过去掠夺性海洋捕捞发展模式中脱离出来，也获得了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安徽，在浙江，在贵州……当一处处有关乡村游的景点被置于各大旅行社热门推荐的线路中时，当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习惯于吃农家饭住农家院时，也正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生活因此而改变。2006年，是国家旅游局确定的“中国乡村旅游年”，提出了“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的旅游促销口号,不仅对于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招十分重要的落子。
乡村旅游在快速成长
近年来，随着许多城市旅游者旅游兴趣的变化，乡村旅游、农业旅游和民俗旅游在我国受到了业内专家和旅游业界的高度重视。不过，从其发展初期开始，乡村旅游几乎一直是以“观光农业”的称谓在地方农业部门的领导下，作为农村工作来对待的。
2001年，国家旅游局把推进工业旅游、农业旅游列为该年旅游工作要点后，“农业旅游”被正式提出。2005年1月，国家旅游局正式公布了首批全国工农业旅游306个示范点名单,其中北京韩村河等203个单位成为首批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到2006年，由国家旅游局在全国倡导的创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已达359家，遍布内地31个省区市，覆盖了农、林、牧、副、渔及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等农业领域。
今年7月中旬，在武汉举行的全国旅游工作座谈会上，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指出，针对国家旅游局提出“服务大局，以游促农”的要求，各地方旅游局要调整工作思路，向农村挺进。
根据国家旅游局确定的三个农村旅游业发展工作目标，每年要新增农村旅游就业人数35万人，确实就业150万人，每年旅游从业农民服务人均纯收入增长5%；相对其他产业而言，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也至少为5%；在全国建立100个农业旅游特色县，1000个农业旅游特色乡镇，10000个农业旅游特色村，使农村旅游业更加规模化。
在我国旅游部门的工作目标中，有关农民的增收与就业问题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表明其工作思路的调整和工作重心的转移，同时也为我国实现乡村旅游与乡村建设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更多可能。目前中国乡村旅游景区(点)每年接待游客超过3亿人次，旅游收入超过400亿元人民币。中国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业新的成长点，成为带动农村脱贫致富的一个亮点。
新农村建设的“助推器”
记者日前在京郊山区农村采访时，听一农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这里过去是穷山恶水，通过发展乡村旅游，都成为青山绿水了。”这话道出了乡村旅游最大的一个特点———在农村过去不值钱的东西，在旅游开发中也能做成“宝贝”。其更深的价值在于，农民通过经营乡村旅游有了更多增收的机会。
北京交通大学旅游管理系教授王衍用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谈到了这一点：目前的乡村旅游，多集中在环城游憩带上的特色乡村、热点景区边缘的乡村和特色乡村多的地区。尤其是对于特色乡村地区，乡村旅游往往成为解决当地经济发展最有效的途径。例如贵州省早在1991年就提出了“旅游扶贫”的理念，世界旅游组织帮助完成的《贵州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中，明确提出将乡村旅游作为贵州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点。“旅游富民”是贵州旅游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经过20年的发展，贵州农村已有130多个民族村寨开展了民族村寨游、古镇探秘游、农业观光游、城郊农家乐等形式多样的乡村旅游。到2003年底，全省已有53.21万人通过发展旅游摆脱了贫困，走上了致富之路。由此可以看出，乡村旅游在实施农村地区反贫困战略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王衍用说：“近些年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力求通过解决‘三农’问题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发展乡村旅游，就是一个解决‘三农’问题和发展旅游的一个最佳结合点。一座黄山富了整个黄山市，一个瑶林仙境溶洞带动了浙江省桐庐县的经济发展，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民旅游也会启动起来，这将意味着市场需求前景更加广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