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05年12月29日，这一天将被历史永远铭记。
当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全票通过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议草案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2600年的农业税在此刻寿终正寝。
作为中央“一号文件”的参与者和起草者，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张虎林早在2001年就提出取消农业税的建议。不过他认为仅仅取消农业税远不能解决疴疾重重的“三农”问题。
事实的情况是，长期以来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农民工合理待遇问题、农村空心化问题、农民收入问题等等，这些长期积累的问题正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桎梏。
“所有问题追根到底是‘三农’基础不牢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张虎林说。
林毅夫：北大教授喊出“新农村”
镜头再拉回到2005年10月11日，这一天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而为了这一天，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已经等了6年之久。
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开始出现民工潮，而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数太大，出现了劳动力绝对过剩，无限供给，导致工价下跌，购买力下降，随之造成内需不足，这成为一个恶性循环。在十六大召开前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两极分化已经客观存在，并已影响到了国家的稳定。
1999年林毅夫提出了搞“新农村运动”的建议，其核心是由政府主导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化，加快农村地区和生活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启动广大的农村市场。随后，林的建议在理论界引起了一场大讨论。而在林毅夫看来，“新农村运动”既可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我国早日从通货紧缩的陷阱中摆脱出来，也可以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农民观念。
2006年3月，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理所当然地，“新农村建设”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林毅夫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张显波：基层财政所长的烦恼
就在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张显波也从黑龙江来到了北京，他最想见的一个人就是林毅夫——这位最早向中央建言“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学家。他想问林毅夫的问题就是：全国取消农业税之后，乡级财政体制如何改革。
张显波不久前当上了黑龙江省双城市新兴镇政府财政所所长，而他的工资和人事关系却调入了县财政局，因此别人认为他“升官”了。
张显波的“升官”缘起于农业税的全面减免。作为全国试点，黑龙江省率先于2004年全面取消农业税，这使得原本依靠农业税维持运营的乡镇级政府失去了绝大部分财政收入，为了保证这级政府的正常运转，其所需经费均由县级政府“转移支付”，“乡财县管”的制度创新亦由此而来。
一系列烦恼也随之而来。随着“乡财县管”的乡镇财权的“转移”，张显波面临最多的来自镇里的询问是，原来镇里欠下的债务怎么办？这令他难以回答。
黑龙江省农业税改革试点办公室的一份资料显示，黑龙江省乡镇负债44.3亿元，村级负债更是高达90.8亿元。在原来的乡镇财政体制中，农业税形成的收入可以作为偿还债务的资金来源，如今，农业税已经全面取消，乡镇财政显然无力偿还债务，村级政府亦是如此。
张显波知道，乡镇及村级政府负债的相当一部分是由垫缴的农业税而来。由于此前征收农业税的指标由政府逐级分解指标，直接和基层干部的工资挂钩。这些乡、村干部为完成任务，就只能借款垫付，然后再从第二年的财政收入里面还，第二年还征不上来就再借。而现在农业税取消，乡镇政府的财政款项由县政府按预算拨付，于是还债就成了问题。
据估计，2005年中国乡村政府机构的债务已高达1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个乡镇负债2000万元，如果加上县级财政的赤字，中国农民每人平均负债600~1000元。有分析人士指出，“在1万亿元的债务之下，很难想象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 
